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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能够像道家所说的，一切言论行动好像行云流水那么样的自由自在，这需要很大的工夫，这是很高的境界。

他说：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系辞》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张居正所说的涉世妙用，就是杨万里所说的通变之道，也就是《系辞》所说的开物成务、极深研几，总的意思都是指蕴含于《周易》中的博大精深的决策管理思想。大约到了殷周之际，人们把卜筮的记录再加上一些以客观环境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总结汇编成书，用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解答诸如狩猎、旅行、经商、婚姻、争论之类的问题。圣人为此感到忧虑，从管理的角度研究使现实符合于理想的通变之道，这是作《易》的根本用心所在。明代的改革家张居正十分推崇《诚斋易传》。这个体系不仅拥有一系列决策管理的操作原则，而且提炼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学基本原理，并发展出了一种体现着东方智慧的管理哲学。

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进一步指出，《周易》不仅讲变，而且讲通变。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决策管理的思想，早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蒙昧阶段就已经有了萌芽。王弼本和河上公已严重失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老子》章义、文义及其思想的理解。

只有坚持了这三项原则，我们才能在相关约定的前提下恰当地引用合适的《老子》文本，并做好老子思想的研究。具体说来，笔者主张，今人阅读、理解和引用 《老子》文本都应当以汉简本为基础，同时结合郭店本、帛书两本和两种通行本作出综合判断。一般说来，除了通假关系及历时性的词句改换或改善外，那些表面看来字义和文义对立尖锐的文本，通常说来，以出土简帛四古本为是，而以通行本为非。而《老子》本子众多，因此选择哪一个本子，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顺便指出，钱穆认为《老子》晚于《庄子》，[18]故对于他而言，《老子》文本自战国晚期以来即是如此。这两个本子是汉初的抄本，甲本抄写于高帝时期，乙本抄写于文帝前元时期。

参见高亨、池曦朝: 《试探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文物》1974 年第 11 期;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6 年，自序第 5 页。总之，从战国中期至西汉成帝时期，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经过了从原子本到成型本、从成型本到定型本的变化。据上述观念及前文对于出土古本的介绍，可以推断，以王弼本、河上公为代表的通行本目前已丧失了其习惯性的文本优越性，需要在新的文本观念下接受严格的检讨和反省。且在上段末甲组有章号，在下段末丙组有章号。

总之，景帝立经本是官方钦定的权威本子，在文本划分和字句运用上都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通用性。相对地，研究《老子》思想，征引《老子》文本，若仍想以通行本为据，那么我们应当依据出土简帛四古本对其作一番严格的检讨和审查。成型期约在战国晚期至汉初，其背景是黄老思潮的流行及汉初清静无为的政治。同时，郭店《老子》在字数上不及今本的三分之一，而帛书《老子》则分章不明，且颇有残缺。

笔者认为，鉴于王弼注及河上公注的影响巨大，反思和检讨此二注的是非对错，是今人亟待执行的一项学术任务。但很可惜，绝大多数学者目前对此问题却茫然不知。

从总体上看来，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分章不尽合理，不是每一章都符合原子分章的原则，应当再作分解。根据这些新观念，笔者认为，以通行本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这种观点是很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要以汉简本为主要文本依据呢? 这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汉简本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老子》定型本。据此可知，王弼本第 64 章确实应当分为两章，有两个彼此分离独立的章义。而相关批评可分为两种，一种出自张松如、严灵峰、陈鼓应三氏，他们虽然充分肯定帛书本作为古本的价值，但是张松如说: 本编经文……以帛书谓权衡，而不泥于古; 以各家为参考，而不执一。其实，笔者主张以汉简本为主要文本依据是有条件的。刘向定著本是各通行本的来源，其篇序为《道》前 《德》后，其分章( 81∶37∶44)  依据为三统历的浑天说数理，其性质为子书类的定型本。再如王弼本第 5 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从总体上看来，在文本选择背后的动机和立场是直率和简单的，几十年下来，人们即形成了以通行本特别是以王弼本为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据的习惯。或者说，鉴于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变乱和讹误之处众多，同时鉴于出土简帛本更近古、更近真和更优质，笔者主张，今后我们研究老子思想即应当放弃通行本( 王弼本或河上公本) ，而直接采用出土简本四古本。

[9]丁四新: 《〈老子〉的分章观念及其检讨》，《学术月刊》2016 年第 9 期。[2]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参见罗根泽编著: 《古史辨》第 4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 罗根泽编著: 《古史辨》第 6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 哲学研究编辑部: 《老子哲学讨论集》，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

一般说来，清代以前，河上公本是古人理解和论述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据。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17] 总之，郭店本是战国中期的本子，由三组竹简组成，其性质属于原子分章本。从新的文本观念及对出土简帛古本和通行本的具体认识来看，笔者认为，研究老子思想应当坚持三个原则: 第一，应当以汉简本 (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 为主要文本依据，同时参考郭店本、帛书本和通行本; 第二，应当以原子分章为依据来理解 《老子》思想和引用其文本; 第三，应当全面检讨和反省通行本《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在此，笔者再次强调，本文没有全盘否定通行本的价值，在研究老子思想时，通行本仍然可以作为必要的参考本子。同样，汉简本将郭店本的两章或通行本的三章合为一章，这也是不对的。

这即是说，简帛《老子》与老子思想，或者简帛《老子》研究与老子思想研究目前大体上还是处于分裂状态，两者没有发生很强的关联。但自乾嘉以来，学界掀起了一股校勘和校订《老子》文本的风潮。

当然，笔者并不绝对反对人们继续使用王弼本或河上公本，但由于它们已经严重失真，故在阅读和引用之前，笔者主张，我们应当根据出土简帛四古本对其作严格的校勘。我们看到，王弼正是以一章 的意识作注解的。

[15]丁四新: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成型与定型》，《中州学刊》2014 年第 10 期。但是，由于简帛古本的发现，这种差异今天突然被彰显和对比出来。

[1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释文》， 《文物》1974 年第 11 期;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北京: 中华书局，2014 年。不过，笔者认为，保留这个假定是必要的，因为它在一个很重要方面照顾和尊重了现有习惯; 而且，由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  《老子》文本的存在状态不明，所以保留这个假定还是很必要的。其实，慎终 一词仅见于王弼本此章的下一段文字 (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中。反之，如果以出土简帛四古本来校勘通行本 《老子》，那么我们会发现，通行本《老子》即错误百出。

注释： [1]2021 年 6 月 5 日，笔者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召集的 《老子》研究与中国智慧 线上会议，并作主题报告。所谓定著，是从篇序、章序、分章、文字和文句等方面重新给予《老子》权威性。

如此，从追问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来看，《老子》文本本身也是人们应当关注的关键问题。据笔者粗略估计，五千余言的 《老子》应当有100多个原子章段。

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西汉它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汉简本和通行本篇章数的设定均以天道观的数理为依据; 《老子》分章的首要依据是文义，阅读、理解和引用《老子》应当以原子分章为基础。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因为大多数学者只不过是简帛思想研究的看客，简帛文献其实没有深入他们的内心、没有融入他们的研究; 二是积习甚久，人们囿于成见，一时难以接受新的文本观念，接受一个新的《老子》本子。